(一)伊斯兰教与文莱立国哲学立国哲学,即国家意识形态,或称官方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建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该国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文莱苏丹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哲学的主要目的,都在于团结居住在该国内的各个社群。团结,当然就是稳定的先决条件。”官方意识形态对一国政治发展影响之大小,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制度。如果该国的政治制度是开放的和多元的,则影响相对小一些;如果是威权和一元的,则可能影响要大一些。文莱坚持实行威权的君主制度,官方意识形态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
文莱于1984年独立后,面临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统一国民思想、维护统治者地位的问题。对此,文莱需要一种立国哲学来体现国家意识形态。1990年11月,文莱苏丹公开赞扬将伊斯兰教文化与文莱文化和不容争辩的君主权力相结合的新的思想体系,强调保守的伊斯兰教价值观和文莱马来文化的独特性。这种思想体系就是“马来伊斯兰教君主制”(Melayu Islam Beraja,MIB)。其实早在独立前夕,文莱苏丹就曾宣布国家的政治目标:“文莱达鲁萨兰将永远是一个主权独立的马来穆斯林君主国,永远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原则,基于自由、信任和公正,不断寻求真主的引导与保佑、和平与安全、福利与幸福……”文莱政府正式提出MIB的目的,在于希望以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统辖全国人民。
MIB的出台与文莱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独立后的文莱与国际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密切,西方思想文化观念也随之渗入,影响文莱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尤其是一些年青人更乐于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有些人开始质疑君主制度的合理性,有些人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伊斯兰教信仰亦受到冲击。在此情形下,保守派人士决定仿效印尼和新加坡,依靠本土文化反击西方文化。在MIB的出台和宣传过程中,阿卜杜拉·阿齐兹是关键人物。阿齐兹在独立后即出任教育大臣一职,1986年10月改任交通大臣,1988年12月内阁改组后重新出任教育大臣。在文莱人眼中,阿齐兹是保守派的代表。此外,另一位著名的保守派人士是出任首相办公室常任秘书兼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巴达鲁汀。他们把持了舆论宣传及教育大权,为MIB的出台铺平了道路。随着内阁从1989年1月开始运作,MIB的宣传亦逐渐展开。进入90年代,MIB更是大行其道。
文莱政府将MIB正式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时,主要强调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马来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二是正统的伊斯兰教信仰;三是君主制。
如前所述,文莱早在15世纪初就建立起伊斯兰教君主国,“可以这么说,文莱作为马来伊斯兰教君主国的历史从15世纪以来是绵延不断的。在这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与君主制在马来人的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马来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文莱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因此我们说,MIB是对文莱政治文化的历史概括,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新发明或新创造。”
MIB倡导的第二点是正统的伊斯兰教信仰。1959年,前任苏丹在文莱的首部宪法中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1984年文莱独立后,尤其是确立MIB以后,文莱政府更是致力于强化伊斯兰教的地位。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亲自出面,积极宣传“马来伊斯兰教君主制”(MIB),其主要内容就是将忠君思想与伊斯兰教精神相结合,宣扬“君权神授”,将苏丹奉为“伊斯兰教的捍卫者”、“真主安拉的使者”,为维护苏丹的专制统治提供宗教上的理论依据。MIB已成为文莱政府验证民众是否忠君爱国的主要准则。对这一思想提出任何质疑都是绝不允许的。在文莱,任何人不得反对政府的伊斯兰教化政策,不得怀疑苏丹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也不得怀疑苏丹在宗教上的绝对权威。
可见,MIB的实质就是利用伊斯兰教为君主专制提供意识形态基础。伊斯兰教是国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并渗入政府的教育方针和管理职能之中。
(二)伊斯兰教与政治社会稳定根据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发展与稳定的矛盾。对此如何解决,各国有不同的思路与措施。
文莱独立以来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影响到文莱社会的稳定。其中主要包括:政治和宗教异端的挑战;失业率上升;外国劳工大量涌入所带来的治安问题;等等。根据统计,文莱的新生儿出生率下降,这是由于妇女忙于工作,生育愿望相对减弱所致。相应的,文莱的家庭也呈现小型化的趋向;而且文莱穆斯林的离婚率也在上升。此外,文莱还面临着毒品的威胁,越来越多的青年沉溺于毒品。近年来,由于政府雇员数下降,导致失业人数激增,18岁至25岁的青年失业现象尤其严重。由于没有工作,国内又缺乏娱乐设施,年轻人只好整日游荡于街头,或开车疾驰兜风,偷盗现象日益突出,社会治安每况愈下。
文莱政府认为,国家如果处于频繁的社会与政治动荡之中,高速的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本质意义。动荡会导致紧张的局势,也必将危及文莱的发展目标。对于政府而言,防止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包括毒品与犯罪在内的负面影响相当重要,否则将会逐渐耗尽资源并最终削弱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任何试图控制以上负面因素的政府行为都将增加用以维持治安、各项法律程序以及修建和改善康复中心等方面的公共开支,而动用国家资金来解决由毒品与犯罪引发的社会问题,就难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合理配置。因此,文莱政府十分重视维持社会的稳定,因为这是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前提。文莱政府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镇压政治和宗教异端,坚决打击犯罪活动。
受政治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伊斯兰教君主专制体制不断受到各种非伊斯兰教思想的挑战。由于实行伊斯兰教君主专制制度,文莱苏丹是政教合一的权力主体,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也是宗教领袖,因此其政治宗教制度带有很强的专制色彩,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各种民主思想和反伊斯兰教君主制思潮的反对。对此,文莱政府强调小国经不起动乱,稳定是首要目标,“文莱需要谨慎地确定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基础及方向”。
二战后,文莱政府曾经历过多次挑战。成立于1955年的人民党曾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文莱政治生活中产生过很大影响,但由于1962年举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而遭取缔,并导致紧急状态法令的颁布。另外,1961年,文莱出现过巴哈依教(Bahai)组织,其成员主要生活在边远地区,要求实行自治,反对君主专制。1973年,马来西亚籍军人奥斯曼在文莱宣扬反伊斯兰教君主制思想,后被拘押。1980年,达鲁尔—阿卡姆组织(Darul Arqam)在文莱产生巨大影响,后壮大并改组为杰马—阿尔—阿卡姆组织(Je-ma’ah Al-Arqam)。1991年该组织因与伊斯兰教教义相抵触而被查禁。
文莱独立后曾一度放松对政治的监管,于是不同政见者相继涌现。1985年5月,文莱民族民主党(PKDB)成立,其主要目标:一是争取普选,促进苏丹领导下的议会民主;二是提高文莱人在壳牌石油公司的股份。由于文莱政府严格禁止政府职员参加政党活动,致使PKDB在发展成员的过程中遇到困难。
与此同时PKDB因为将自己定位为纯种族组织———仅代表马来人的利益,并公开表明不会为其他种族的利益而斗争,导致其成员主要来自一些马来富商及专业人士,群众基础薄弱。1986年2月,PKDB内部分裂,一部分人另立门户,建立起文莱民族统一党(PPKB)。PPKB声称代表多种族的利益,旨在为争取更广泛的民主和实现普选而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PKDB的主张也越来越大胆,甚至呼吁苏丹结束自1962年以来的紧急状态,并要求苏丹让出首相的职位,立即实现选举。结果,PKDB最终为文莱政府所不容,于1988年1月被取缔。PPKB虽未遭取缔,但由于成员少,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大。至此,文莱的政党运动再次陷入低谷。不过,尽管持不同政见者的政党解散了,但持不同政见者仍在,他们已成为文莱政府的隐忧。
文莱政府对威胁其统治的个人也采取十分严厉的措施。1986年,文莱演说家苏拉巴亚(Surabaya)因传播反伊斯兰教思想,被驱逐出境。1989年,一名马来西亚籍传教士因传播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拉扎克的治国理念,于1994年被驱逐出境。影响最大的事件是2001年初的婆罗洲福音派教会(SIB)事件。SIB是一个基督教组织,因成功劝服部分穆斯林皈依基督教,触动了文莱宗教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最终遭到宗教法庭的起诉和查禁,但是文莱政府此举也受到国际人士的批评,被指责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虽然伊斯兰教理事会的监管相当严格,例如在公众场合演讲前必须得到伊斯兰教理事会的批准,在公众场合宣扬反伊斯兰教思想将被处以2000美元罚款和3个月监禁等,但仍有不少人敢于触犯条例,其最主要原因就是对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君主专制制度不满,这使得文莱国内政治宗教形势日趋复杂化。
此外,文莱政府对违法犯罪行为严惩不怠,政府各部门经常联手打击犯罪活动,例如教育部职业指导咨询处、麻醉品控制局、皇家警察部队及监狱部门就经常联合打击贩毒。第二,努力提高和完善社会福利待遇。
文莱独立以来坚持实行君主制度,人民在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方面享有的空间相对较小,但是大多数文莱人安之若素,这与文莱政府实行高福利的政策有关。在文莱,国家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规定,文莱公民可免费享受各级教育,政府资助留学费用;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保健;提供低息住房,凡公务员和青年农民都可得到一套相当于政府赠送的住宅;公务员甚至可以享受免息贷款购买汽车;高级官员还享有特殊待遇,政府承担他们到麦加朝觐的一切费用;等等。这样优厚的福利待遇使得文莱人缺乏动力去追求更多的自由和公民权利。
